贵在关乎灵魂,亚洲文学奖中国

我虽是翻译匠,但不仅仅是翻译匠,而首先是个教书匠。这就要求我要从学术角度不停地思考。最近我就在思考:村上春树的文学中到底是什么东西打动了那么多中国读者,至少打动了自己这个译者。或者说,村上春树文学的核心魅力是什么?

人物素描:林少华,着名文学翻译家,学者,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着有《村上春树和他的作品》、《落花之美》、《乡愁与良知》、《为了灵魂的自由》、《高墙与鸡蛋》。译有《挪威的森林》、《海边的卡夫卡》、《奇鸟行状录》、《在世界中心呼唤爱》以及《心》、《罗生门》、《金阁寺》等日本名家之作凡五十余种,广为流布,影响深远。

电影导演田壮壮前不久提到他所认为的好电影的标准:看完后“绝对是三天五天缓不过劲来”(2009年9月21日《时代周报》)。我以为好的文学作品也是这样。比如村上的小说,无论是《挪威的森林》,还是《奇鸟行状录》抑或《海边的卡夫卡》,读罢掩卷,都能让人“三天五天缓不过劲来”,有一种灵魂出窍的感觉!众所周知,以人为对象的学科有两种:医学和文学;而以人的灵魂为对象的学科也有两种:文学和宗教。村上的小说之所以能让人看完久久缓不过劲来,最主要的原因恐怕就是它触动了、摇撼了甚至劫掠了我们的灵魂。换言之,村上文学是关乎灵魂的文学,这就是它的核心魅力所在,也是文学的力量所在。我以为,在我们这个大体相信无神论或缺少宗教信仰的国家,能够真正抚慰、感动或摇撼人们灵魂的,只能是艺术,尤其文学这种语言艺术!假如一个人的灵魂不能为任何艺术、任何文学作品所打动,那无疑是一个生命体的缺憾;假如整个社会、整个民族都这样,那无疑是那个社会、那个民族的缺憾以至悲哀。

但愿教过的日本女孩没有香消玉殒

那么对于灵魂什么是最重要的呢?是自由。2003年初我在东京同村上第一次见面时他曾明确表示:“我已经写了20年了。写的时候我始终有一个想使自己变得自由的念头。在社会上我们都是不自由的,背负种种样样的责任和义务,受到这个必须那个不许等各种限制。但同时又想方设法争取自由。即使身体自由不了,也想使灵魂获得自由——这是贯穿我整个写作过程的念头,我想读的人大概也会怀有同样的心情。”事实也是这样。他在作品中对主人公及其置身的环境很少以现实主义笔法予以大面积精确描述,而总是注意寻找、提取关乎灵魂的元素和信息,追索和逼视现代都市中往来彷徨的灵魂所能取得自由的可能性,力图以别开生面的“物语”和文体给人以深度抚慰。主要办法就是让每一个人认识并且确信自身灵魂的尊贵和无可替代性。战后的日本在政治上虽是民主体制,但实质上仍是不够重视个人。村上对此有十分清醒的认识,他说自己“无论如何也无法从我们至今仍在许多社会层面被作为无名消耗品被和平地悄然抹杀这一疑问中彻底挣脱出来”。的确,村上的作品没有气势如虹的宏大叙事,没有高大丰满的主题雕塑,没有无懈可击的情节设计,但是它有追问、透视灵魂的自觉和力度,有对个体灵魂自由细致入微的关怀。我想正是这点使得他的作品在日本和中国等地一纸风行。在日本被称为“疗愈”,在中国不妨称之为救赎,都是对灵魂的体认和安顿。

记者:我从微博上看到你说,此次地震、海啸,但愿从长崎远去日本东北地区工作或远嫁到那里的当年教过的日本女孩平安无事。您在那边的朋友情况好吗?

就其表达方略而言,不同的作品多少有所不同。今年是村上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第30个年头,前15年作品主要表现通过个体心灵的诗意操作获取灵魂的自由,包括《且听风吟》《1973年的弹子球》《寻羊冒险记》青春三部曲和《挪威的森林》等我称之为“小资”情调的软性作品;后15年则主要表现为在个体同体制之间的关联和冲撞中争取灵魂的自由,集中在《奇鸟行状录》《海边的卡夫卡》《天黑以后》等我称之为“斗士”系列的刚性作品中。前期作品中,村上总是让笔下游离于社会主流之外的主人公们处于不断失落、不断寻找的循环过程。通过这一过程传达高度物质化、信息化和程序化的“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后现代社会都市人的虚无性、疏离性以及命运的荒诞性和不确定性,传达他们心底的孤独、寂寞、无奈和感伤,同时不动声色地提醒:你有没有为了某种功利性目的或主动或被动地抵押甚至出卖自己的灵魂,你的灵魂是自由的吗?

林少华:是啊,十几年前在日本教过一大帮子如花似玉的日本女孩,但愿这次灾难不致于让她们香消玉殒。好在那些女孩大多在“西日本”,离地震海啸发生的“东日本”远着呢。即使有远去或远嫁到那里的,数量也一定不多。但愿她们平安无事。其他朋友,大凡联系上的,基本有惊无险,无人遇难。

问题是,仅靠个体心灵本身的诗意操作来获取灵魂的自由有其局限性,这是因为,人们面对的体制未必总是健全、温柔和美好,也许不时要同体制发生冲突。于是村上的创作进入后期,其标志性作品是《奇鸟行状录》。这是一部真正的鸿篇巨制,哈佛大学教授杰·鲁宾认为这“很明显是村上创作的转折点,也许是他创作生涯中最伟大的作品”。在这部作品中,村上把强行剥夺个体自由的原因归于日本战前的军国主义。2002年的《海边的卡夫卡》大体延续了这一重要主题。经过2004年的《天黑以后》这部实验型作品之后,今年2月15日村上在耶路撒冷文学奖颁奖演讲中态度鲜明地表明了自己作为作家的政治立场:“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当时以色列正在进攻加沙地带,此乃以巴之争的隐喻。“但不仅仅是这个”,村上说,“还有更深的含义。请这样设想好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是一个鸡蛋,是具有无可替代的灵魂和包拢它的脆弱外壳的鸡蛋。我是,你们也是。再假如我们或多或少面对之于每一个人的坚硬的高墙。高墙有个名称,叫作体制。体制本应是保护我们的,而它有时候却自行其是地杀害我们和让我们杀人,冷酷地、高效地、而且系统性地。我写小说的理由,归根结底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让个人灵魂的尊严浮现出来,将光线投在上面。经常投以光线,敲响警钟,以免我们的灵魂被体制纠缠和贬损。这正是故事的职责,对此我深信不疑。”

我肯定村上不会再用浪漫名字写地震

那么体制又指哪些呢?村上演讲后不久接受《文艺春秋》杂志的采访,提及这样两种体制:其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日本,天皇制和军国主义曾作为体制存在。那期间死了很多人,在亚洲一些国家杀了很多很多人。那是日本人必须承担的事,我作为日本人在以色列讲话应该从那里始发……虽然我是战后出生的,没有直接的战争责任,但是有作为记忆承袭之人的责任。历史就是这样的东西,不可简单地一笔勾销。那是不能用什么‘自虐史观’这种不负责任的说法来处理的”。其二,体制还包括原教旨主义等其它多种因素。“人一旦被卷入原教旨主义,就会失去灵魂柔软的部分,放弃以自身力量感受和思考的努力,而盲目地听命于原理原则。因为这样活得轻松,不会困惑,也不会受损。他们把灵魂交给了体制”(《文艺春秋》2009年4月号),结果使得自己的灵魂陷入“精神囚笼”。他指出这是当今“最为可怕”的事,奥姆真理教事件即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就是个“极端的例子”。因此,村上春树认为文学或物语是也必须是对抗“精神囚笼”和体制的一种武器,在对抗中为自己、为读者争取灵魂的自由——“看上去我们毫无获胜的希望。墙是那么高、那么硬、那么冰冷。假如我们有类似获胜希望那样的东西,那只能来自我们相信自己和他人的灵魂的无可替代性,并将其温煦聚拢在一起。”

记者:我看过您翻译的村上春树的小说集《神的孩子全跳舞》,里面收有一些以1995年神户大地震为背景的反映地震后遗症的小说,这些作品让我们了解到任何一个民族在对待天灾后的伤痛。您觉得这一次大地震对日本人的心灵冲击会否比村上春村笔下的更大?

林少华:就受灾程度来说,显然比上次大得多。上次遇难6434人,而这次遇难、失踪人数现在就已超过二万。这次村上和上次同样没在日本国内。不过上次地震发生在他的故乡,而这次受灾的日本东北地区,几乎从未在他的小说中出现过。不知他将来是否还会从心灵冲击这个角度加以把握。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不会再用类似《神的孩子全跳舞》那种不无浪漫意味的小说名字。这次可是海浪跳舞啊,平地蹿高二十多米,简直是狂舞,天崩地裂!对日本人的心理冲击肯定大过上次。其实,人、人类、人类社会非常不堪一击。几个月不下雨或几天连降暴雨,温度提高几度或下降几度,海平面上升几公分或地面摇颤几分钟,人类就可能哭天嚎地呜呼哀哉。“天地君亲师”,天是第一位的,而不是人!

让孤独灵魂诗意地栖居未必诗意的世界

记者:现在回过头来看,村上春村的每一部作品对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怎样的映照意义?

林少华:村上出道三十二年了,前十五年主要通过对个体心灵的诗意操作获取灵魂的自由,或者说他力图告诉读者如何让孤独的灵魂诗意地栖居在这个未必充满诗意的世界上。这方面的代表作有青春三部曲《且听风吟》、《1973的弹子球》、《寻羊冒险记》以及大家特别熟悉的《挪威的森林》;那么后十五年呢?后十五年的作品明显注入了社会性和思想性,开始强调在个体同体制的“关系性”中争取灵魂的自由,代表作有《奇鸟行状录》、《海边的卡夫卡》、《天黑以后》以及《1Q84》。不过村上骨子里也还是个纯种日本人——作品中写得最到位最感人的还不是那份无可名状又沁入骨髓的无奈、寂寥和悲凉?还不是对已逝岁月和死亡的缅怀、伤感和咏叹?

除了年轻,神马都是浮云

记者:据说您今年六十了?对比于村上笔下的那个时代,你觉得现实社会是怎样的一种状态?

林少华:还不到,倒是快了。说实话,现在我什么都不羡慕,权势啊财富啊社会地位啊,用句网络语言,“神马都是浮云”,惟有年轻不是。只要年轻,就敢对任何人说“彼可取而代之”,对吧?至于社会现状,平心而论,总体上应该说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时期,毕竟国泰民安,衣食无忧。问题当然有,而且很多。但另一方面,天底下哪有没有问题的国家或社会呢?我想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如何争取实现“公民社会”——每个公民应该自觉地对社会对体制负起自己那份责任,至少坚守各自的道德底线。这里所说的公民,当然包括官员在内。

中国作家不缺少文学才华

记者:中国作家毕飞宇凭《玉米》击败日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获得2010年度英仕曼亚洲文学奖《玉米》的英译本译者葛浩文和林丽君同时各获得5000美元奖金,你怎么看?

林少华:抱歉,这个奖我不大清楚。不过作为泛泛之论,我想任何中国作家“击败”大江健三郎以至村上春树,也都不必大惊小怪,应该有这样文化自信和文学追求。总的说来,中国作家不缺少文学才华,甚至不缺少文学理想,如山东作家张炜的十卷本《你在高原》,难道不是响当当的作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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